“以其故俗治”
犍为郡治所于元光五年（公元前年），移至南广县（今云南），昭帝始元元年（公元前86年），再迁僰道城（今四川宜宾）。对于其治所演变的原因下文有推测。本文从犍为郡设置之后汉朝对其的治理略窥犍为郡的属性。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治理和管控，关键在于“以其故俗治”。首先，朝廷设置属国，“属国地区各依其俗，由原来的部落首领王、长等继续管理本民族事务，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属国安全，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”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载：“（汉武帝）又置属国都尉，主蛮夷降者。”
东汉时属国数量更多，而有《后汉书·窦融传》有“汉边郡皆置属国”。在唐蒙出使夜郎，汉武帝设置犍为郡后，汉朝“皆如南夷”在邛、笮设置都尉。虽司马迁并没有在此时明确说明在犍为郡设置了都尉，但“皆如南夷”则表明犍为郡的确是设置了都尉掌管军民之事。再有是“以其故俗治”中汉朝利用当地贵族管理百姓，汉朝对当地归附首领国君授以继续治理当地事务的权力。“虽承认了‘蛮夷君长’的特殊地位，但这些封王要听从郡县官吏的命令，同时又规定了其入朝、效贡职的义务。如：《汉书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，‘南夷之君，西樊之长，常效贡职，不政惰息’。”
所以犍为郡可作为汉朝对西南夷实行“羁縻政策”的开始。此后，唐蒙再次出使夜郎，征集军民修建从僰道通牂牁江的牂牁道（夜郎道），然环境恶劣时间紧迫，修路百姓死伤严重，发动叛变。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安抚犍为郡，公告《喻巴蜀檄》，平息叛乱。元光六年（前年），汉朝攻打匈奴，开辟西域，又要征服西南夷。公孙弘提议暂缓西南夷地区事务。汉武帝这里的“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”是明确提出在犍为郡置都尉，然而之前南夷已置，此处是太史公对于当时情形的强调。犍为郡则就如同函谷关一样，作为一门户通南方，又是保护巴蜀的屏障。
汉朝与匈奴休战
至元狩四年（前年），汉朝与匈奴休战，汉武帝才又开始经略西南夷地区。以犍为郡为根据地平定南越叛乱南越国内至南越王婴齐死后，国内上层阶级内讧，吕嘉与南越王赵兴、樛太后之间的政治博弈，给汉朝一次灭亡南越的机会。元鼎六年（前年）冬，伏波、楼船、戈船和下厉将军分别从北方南下，驰义侯利用巴蜀罪人，夜郎兵卒，直下牂柯江。汇合于番禺，取南越。“吕嘉、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，以船西去。”[4]元鼎六年南越亡，征兆如司马迁所言在于此，然自唐蒙与夜郎国达成协议时，汉武帝就有意要取南越。
“调动夜郎兵卒，直下牂柯江”也与《史记》所载“浮船牂柯江，出其不意，此制越一奇也”[4]相谋和。元光五年（前年），犍为郡治移南广（今云南省盐津县东）。汉昭帝始元元年（前86年），移治僰道（今宜宾市），恰好在两者之间汉武帝归化了滇国。那么，在元鼎六年，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时犍为郡治所在今天盐津县。盐津县与原治所鄨（今遵义）西相距约四百公里。治所的迁徙，是当时汉武帝整个西南夷地区战略倾向的转变。犍为郡在汉武帝取南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提供道路、士兵等便利。唐蒙的建议和汉武帝的愿望之一在多年后实现。
大举进攻南越国
公元前年时，汉武帝终于借机大举进攻南越国，同时发夜郎兵，但夜郎国“盟国”且兰国等按兵不动，待南越被灭后，汉军索性灭了且兰国。以犍为郡为根据地归化滇国公元前年，张骞从西域归来，禀报其在大夏的发现，张骞发现大量独产于四川的蜀布和卭杖，得知由蜀（今四川盆地）西南取道身毒（今印度）可通大夏，汉武帝欲打通从西南夷到大夏的官道，进行贸易，寻找国家夹击匈奴扩大疆土。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，命其以蜀郡，犍为郡为据点，派遣使者，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，但都遭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。
元鼎六年，南越被灭。元封二年(前年），汉武帝派郭昌出兵西南，先后灭劳浸、靡莫，“以兵临滇”，滇王“举国降，请置吏入朝。”在设立益州郡的同时，“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”许滇王继续管理其臣民。汉武帝赐滇王金印，使其在益州郡守之下，推行政令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载：“西南夷君长以百数，独夜郎﹑滇受王印。滇小邑，最宠焉。”从汉武帝的整个开拓疆土的布局来看，滇国是汉武帝想要找到通往身毒道路最近的资源。
总结
而且汉武帝所派遣的使者均遭到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，因而利用滇国“从夜郎与滇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，夜郎和滇属于‘耕田，有邑聚’的经济形态，比起‘随畜而迁，毋常处，无君长’游牧经济以及‘或土著，或移徙’的半农半牧的经济要稳定和先进得多”的优势来稳固西南边疆具有很大的必要性，所以滇国才会得到比其他国家相对较高的待遇。汉武帝成功的以犍为郡为经略西南夷的关口，西南方制滇国而南方控夜郎与南越。
